中科院教授回乡，得带回什么大项目吧？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农场。

　　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地膜，不用除草剂，不用添加剂，不用转基因，施肥全靠牛粪，除草全靠手拔鸡啄。在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蒋高明创办的这个农场，有学历最高的“农民”，却坚持用最“笨”的办法，誓要生产安全的农产品。

　　参观者络绎不绝，不乏外国学者

　　6月25日傍晚，一辆黑色SUV开进弘毅生态农场的大门，车上坐着的是自诩“资深吃货”的济南人赵建军。虽然是第一次来，对养生颇有研究的赵建军却早就听说了关于这个农场的传说。

　　农场位于临沂市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由从村里走出去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2007年创办。

　　农场大院位于村东北的一大片田野中，离村子有一两公里远。院里有试验田、牛棚、猪圈，还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和三间平房，占地20亩。院落外有一片8亩大的林场、4亩地的果园、10亩试验田和70多亩有机粮食种植地。

　　农场里除了蒋高明的学生，还雇用了两名管理人员、两名专职饲养员，还有15头猪、40多只鸡、118头牛以及李树、杏树、国槐等树木花草。

　　小楼外生长着两棵红叶李，鸽子蛋大小的李子光滑、红润，惹得赵建军忍不住伸手摘了两颗。一旁的农场科技助理曾彦笑着说：“不用洗，这个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直接吃就行。”

　　晚上，热情的主人特地杀了一只鸡。吃着美味的鸡肉，沐着夜晚的凉风，听着远处的虫鸣，生意人赵建军连连感叹：“在这样的地方，种地都是幸福的。”

　　农场创办以来，像赵建军这样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大学教授，有普通市民，有政府调研团，也有外国学者。村民现在看到来农场参观的外国人，已经不再感觉惊奇了。

　　蒋家庄这个普通的鲁南小村，也因为农场的出现而声名远扬。

　　118头牛是生态循环核心

　　弘毅生态农场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农场主蒋高明的身份，也在于它独特的生产方式。

　　2000年，蒋高明在内蒙古主持一个有关退化草原生态恢复的试验项目时，产生一个新奇的想法，促使他回老家做试验。

　　“就是把草原的牛南下转移到农区，然后在草原上养鸡，我把它叫做畜南下、禽北上。”蒋高明说，这样做可以把农区的秸秆变废为宝，同时减轻草原的生态压力。

　　2006年，蒋高明找到时任村支书的蒋胜利，说了承包土地养牛办农场的想法，但蒋胜利不感兴趣。

　　“在村民看来，养牛不是高科技，如果养，他们可以养1万头，可还是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蒋高明说，他只能反复游说村委会。2007年2月，蒋高明从各方筹到100万启动资金，以每亩高出市价150元的价格租到了30亩地，垒起院墙开始他的试验。

　　如今，农场院子里的七八个养牛棚里，养着58头育肥牛、60头母牛，它们是农场生态循环系统的核心。牛吃的是玉米、花生、小麦等作物秸秆，粪便用来肥田，和秸秆、水混在一起可以制造沼气、沼液和沼肥，沼液还能用来预防病虫害。

　　农场的专职养牛工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村支书蒋胜利。每天早上5点，他来到农场，花三四个小时喂牛、打扫牛圈，下午再干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蒋胜利自由支配，每月可领1500元工资。

　　“我这个岁数出去也干不了什么，在这儿挣钱不多，好的是不离家门，不耽误种地。”蒋胜利说。

　　养鹅除草“试验很成功”

　　农场院内的三间平房里，分门别类放置着各种实验器材、仪器，保存着几乎所有当地昆虫的样本和农场建立以来所有作物的样本、数据。

　　蒋高明指导的农学硕士、博士很多都住在农场，少时六七人，多时二十来人，他们像村民一样在田地里忙活，还要记录作物成长过程，进行各种各样在村民看来“奇怪”的试验。

　　创办之初，农场采用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办法，把村民不用的农作物秸秆买来饲养肉牛，牛粪还田、生产沼气，在坚持“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添加剂、不用地膜、不用转基因”的“六不”前提下，试验各种消除病虫害、减少杂草、提高产量的方法。

　　中科院植物所的博士生郭立月从硕士时起就师从蒋高明，曾做过用牛粪养殖蚯蚓的试验。现在，他在做的是无毒除虫的试验。农场院内和四周的20多盏光谱诱虫灯，就是郭立月的试验之一。

　　每当夜幕降临，挂在树下的诱虫灯发出紫色的光，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郭立月说，试验刚开始时，一盏诱虫灯一晚上最多曾抓到过十多斤害虫。

　　根据郭立月的试验数据，即使不打农药，单靠诱虫灯，也可以杀灭百分之七八十的危害花生的金甲虫。

　　对于杂草，研究生们也有着不同于村民的看法。“除草不一定要全部铲除，只要保证不影响作物生长即可。”研究生乌云塔娜曾做过一个用家禽除草的试验。

　　她选了2亩玉米地，先在里边放100只鸡，后来改换成50只鹅，利用这些家禽的嘴去铲除杂草。

　　“试验很成功，不到一周，鹅就把杂草吃了个干净，而且它们都是从根部铲草，吃过之后草很难再长。”蒋高明说，家禽不仅吃杂草，还刨食土里的害虫，给地松土，排泄的粪便也是很好的肥料，一举四得。

　　试验三年薄田变吨产田

　　用生态模式种粮食，产量能不能提上去？在2010年以前，蒋高明和他的研究生们心里都没有数。

　　农场创办之初，听说蒋高明种地不用化肥、农药，村民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这不是要绝产吗？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用蒋高明的话说，用过这么多年的化肥、农药，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即使停用化肥、用有机肥料，土壤也有一个转化恢复的过程。蒋高明估算，这需要三年。

　　试验前两年，田里的景象跟村民说的一样，草多庄稼稀，“院子里这块地，站在楼上就能数出有多少棵玉米。”

　　到了2010年，蒋高明心里有了底。那一年，农场院内的试验田，扣除水分、杂质，每亩收获了961斤小麦，秋季种植的有机玉米产量达到了1095斤，两项加起来，达到了吨产田的标准。而在承包之初，这里只是一片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场，土壤厚度只有二三十厘米，是名副其实的薄产田。

　　给牛场带来经济效益*的是肉牛养殖。2012年，养牛带来30多万元的纯利润。虽然院外处于转换期的土地产量没有提上去，但农场一年的整体利润已接近20万元。

　　“从科研的角度讲，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蒋高明说。

　　“经是好经，想念好太难”

　　“有虫你不管，有草你不除，这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尽管蒋高明的农场“从科研角度讲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样的成绩没有赢得村民的青睐。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农场的生态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六年来，这个农场在村民的惊奇、不解甚至嘲笑中坚守，也承受着理想碰撞现实的种种痛苦。

　　“草多的那块”成村民对农场介绍词

　　到了蒋家庄，要向村民们打听弘毅生态农场的地，村民总不忘揶揄两句：“草多的那块就是。”这几乎成了村民口中对农场的一句介绍词。

　　被村民说得最多的，是研究生在村东种植的一片花生地。与旁边的花生地截然不同，有地膜的一边属于村民，没有地膜的属于农场。村民的地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杂草，花生叶子绿油油的，而研究生种的地里，密密地长着杂草，花生长得又矮又瘦，叶面也微微发黄。

　　对此，农场科技助理曾彦解释，因为人手紧张，这块地还没来得及除草，如果处理及时，不会出现杂草这么密集的情况。

　　与农场相邻的是村民蒋建民的地，他对农场除草除虫的办法并无兴趣，照常该打药打药、该施肥施肥。

　　蒋建民算了一笔账：以普通方式种一亩地，只要打上10元的除草剂，这一季都不用再管除草的问题。如果靠人工除草，一亩地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季庄稼要进行三四次除草，而他和老伴侍弄着4亩多地，还要帮儿女照看孩子，实在没有那么多工夫。

　　每亩补贴2000元，村民都不干

　　而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弘毅生态农场的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农场创办之初，蒋庆礼曾给蒋高明“打工”。双方约定，农场租用蒋庆礼的地，每年每亩补贴2000元，条件是蒋庆礼地里所产归农场所有，并保证不使用化肥、农药。

　　“种了一年我就不干了，小麦一年只打了300多斤。要是用化肥农药，正常亩产都在1100斤左右。”蒋庆礼认为，按照小麦每斤1.2元的市价算，加上人工成本，有机小麦价格一斤达不到4元，种植就不合算。

　　“老百姓又分不清有机不有机，他们不认这个价，在当地不好卖。”蒋庆礼说，虽然农场每亩地给了他2000元钱，他的收入没减多少，但劳动成本增加了很多，“太累，不干了。”

　　同样的，去年8月，弘毅生态农场的4亩有机苹果第一年收获。曾彦认为自己种出的苹果“产量不比村民的低，口感要好很多”。但在村民眼中，农场的苹果“个头普遍小，颜色也不好看”，在集市上根本卖不动。

　　产品多是上网卖，价格高本地不认可

　　蒋高明算过一笔账，农场种植一亩地加上租地费、人工费，比村民多800元的成本，按照农场院外试验田每亩400斤左右的小麦产量，价格达到3元才有利润空间。而这个价格是市场上普通小麦的近3倍，很难被普通消费者认可。

　　“现在，小麦、面粉、面条大多是在网上卖，小麦大概5元一斤，面粉7元，面条10元，客户大多是生态农业支持者。”蒋高明的侄子蒋大龙说。

　　但网上销售一来附加成本高，二来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苹果、蔬菜一类的产品就不适宜网上销售，因为如果距离太远，等到了目的地也就变质腐烂了。

　　因为打不开本地市场，2012年，农场果园产的苹果白白烂掉了5000多斤，同年生产的有机玉米也因为没有订单，一多半成了肉牛的饲料。

　　作为农场的第二代，蒋大龙对叔叔回村创办生态农场的行为很是钦佩，他自己也曾经想学农学，可最后还是报考了公务员。

　　在蒋大龙看来，农场有很好的前景，但单靠一己之力还不够，应该引进企业资金，发动村民加入，形成规模效应。“以前也有企业来合作，觉得挣不了钱，都走了。”

　　蒋家庄村支书周京林也觉得蒋高明的生态农业想法“经是好经，想念好太难”。他觉得，一旦停用化肥转用有机肥，一来哪来那么多有机肥是个问题，二来土地转化期间势必大幅度减产，农民的收入无法保证。

　　“农民比较看重眼前的利益，走这条路现实就要减少收入，而且3年后产量能不能提上去，产品能卖什么价，都没有保证。”周京林说，这正是村民不愿跟着蒋高明搞生态农业的原因。

　　农场主蒋高明：预计今年盈利30万

　　6月30日，蒋高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弘毅生态农场创办过程中的苦与乐。

　　记者：农场现在的收支情况怎么样？能实现盈利吗？

　　蒋高明：农场的回报主要来自于养牛，有机粮食也有些回报，但订单不多。猪、鸭、鸡、面粉等生态食品也开始有订单了。总体来说，农场已经开始盈利，去年纯盈利额达到了20万元，今年预计能达到30万元。

　　记者：从农场创办到现在，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蒋高明：主要的困难还是市场问题。因为市场没有打开，去年我们产的有机玉米卖不出去，大都喂牛了，有机苹果也烂掉了五千多斤。试验林下养鸡时遭遇了禽流感，全军覆没，当时真想打开鸡笼，放这些鸡出去，谁爱要谁要，不管了，但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您觉得农场的生态农业试验成功了吗？

　　蒋高明：从科研的角度说，农场是非常成功的。通过实践，我们证明了被农民烧毁的秸秆具有与草原草同等的饲料价值。不用一滴农药，采取物理加生物办法，也很好地控制了虫害。

　　记者：目前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和农场的态度，跟您的预期同步吗？

　　蒋高明：现在的消费者对于生态农业还不够了解。中国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量远远达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者不愿接受有机食品的高价位。市场上大量假冒的有机食品，因为成本低，反而有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大量存在。

　　记者：把生态农业模式推广开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蒋高明：关键还是要看市场对有机食品的接受程度，如果需求量大了，有机食品的生产成本也可以降下来。只要种植有机食品能够盈利，农民还是愿意发展生态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