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立春，是一年农事活动的开端。就在这一天，万众期待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正如众所期待的那样，文件继续关注乡村振兴战略。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成为我国新世纪以来党中央下发的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5个一号文件。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乡村振兴”字眼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各界的格外关注，这一次也不例外。

　　无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说。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专家眼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主要落在了资本、土地和人才这三大要素上。

　　聚钱：回应金融供给的强烈需求

　　对金融供给的关注来源于乡村振兴战略中最引人瞩目的二十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的产业兴旺被认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环节。

　　“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村才能进一步加快发展，呈现出盎然生机，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振兴。”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

　　孔祥智进一步地把产业兴旺归纳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强农业、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和发展为农业与农村服务的各类产业。他认为，四个层次产业的发展必然对金融提出强烈的需求。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共有21次提及“金融”。文件明确提出农村金融面临着“改革任务繁重”的现状；文件对金融业作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振兴”“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等。

　　与此同时，今年一号文件对金融监管部门也提出了要求，“抓紧出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完善村镇银行准入条件”“推动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制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改进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风险防范处置责任”等。

　　农商银行发展联盟秘书长吴红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我们采访时表示，作为农村金融机构不仅要重点关注提及金融的部分，还要综合文件的各项发展规划和内容，延伸思考，构建全面支持乡村振兴的战略整体框架和行动部署。

　　吴红军同意金融兴农要以支持产业兴旺为重点，做好、管好乡村振兴的“钱袋子”。“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金融机构指明了回归本源的道路。”吴红军说。

　　事实上，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存在严重不足等问题，银行机构难以完全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对于专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村小微企业，而农村各大产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提高金融供给水平。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合作金融的发育是解决农业农村领域金融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应扩大国内的成功经验，促进合作金融发展，惠及更多农户。”孔祥智说。

　　在吴红军看来，农村金融机构具有区域优势，对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优势最为了解，农村金融机构要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当地农产品品牌的建设和培育，支持全国各地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的建设，加强与新型农村合作体的合作与联系，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降低农村企业融资成本，解决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建设更加完善的乡村金融便民服务体系。

　　“农村金融的差异化经营在于与本地经济的深度结合，与本地农业特色化的高度结合，就是农村金融机构的特色化和差异化。”吴红军告诉我们。

　　聚地：土地要素的深度市场化

　　对于农业来说，土地是绕不开的话题，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韩俊指出，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政策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让农民吃上了长效“定心丸”。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个表述明确了制度的稳定性，稳定预期的核心不在于期限，而在于防止公权侵犯产权。

　　我们发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复了这一表述，并提出了“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现承包土地信息联通共享”。同时，文件还提出“完善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在表述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时，也提出了实施“三权分置”。即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具体内容是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长期从事土地制度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我们采访时表示，表面上看，我国城市单位面积土地的平均产出水平要远大于农业用地，但如果我们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用“福利”产出来评价土地的收益，关于均衡的计算就要另作考量。

　　毋庸置疑，农业也有排放问题，但党国英认为，如果扩大到更广大的包括森林在内的乡村地区，其对环境就有正的贡献，而城市领域目前则是负的贡献。

　　另外，我国城市用地的平均GDP 产出显著小于发达国家。“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判断我国城乡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市场还远没有达成均衡，突出表现是各类地价过高，而城市地价更高得离谱。”党国英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刘守英看来，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相互依赖需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在‘统’方面太强，市场作用偏弱，要打破政府单一主体，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发展农村要素市场。”刘守英说。其中，就要加快土地要素的流动。

　　聚人：造就更多乡土人才

　　其实，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除了钱和地之外，还有人的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刘守英解释了乡村振兴战略里所谓的“人”。一方面，对于回流的农民，要考虑回流地（城镇）的产业集聚发展，以及住房市场的供给等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家。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差异，很多“农二代”已经离土不回村了，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政策要顺应这个趋势。

　　对于要让农民在流入地生活得相对体面的问题，刘守英认为，除了稳定就业，还需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包括给他们提供住房保障、解决“农三代”孩子的教育公平问题等。

　　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7年，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8.6%。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我们采访时表示，一定要把现有农村各级各类人才稳定好、利用好，要通过提高待遇、提供平台、优化环境等措施，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如镇村干部、种植养殖能手、专业技术人才、农民企业家等。

　　而对于城市化的人口能不能在城市留下来，则牵涉到土地问题，土地的配置、供应方式等，都需要相应调整。“过去，城市对农民进城是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一亿多的人口在城市中很难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待下来，这对城市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治理问题。”刘守英说。

　　关于“人”的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很多的表述，比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

　　无疑，一系列举措的目的在于让城市更像城市、乡村更像乡村。那未来，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

　　“城市就是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的地方，而乡村则是文化的、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在城乡之间还会有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驿站’，这个地带会产生产业重构的空间，有些会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小镇。”刘守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