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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异的浙东小山村。因为,这里有一群“很懒很懒”的农民。
此刻,正是浙东地区稻秧移栽的农忙时节。但在三门县亭旁镇何家村,还有大半平整好的梯田,焦急地等待着秧苗的到来。而稻田的主人,总是慢悠悠地出现,又早早地回家吃饭。插到哪里算哪里,他们似乎很不在意。
更奇特的是,等到秧苗插播好后,何家村的农民就开始当“甩手掌柜”。他们既不给稻田打药治虫,也很少施肥壮苗,更不会削割田坎杂草。现代农业惯用的技术手段,几乎都被他们遗忘和抛弃了。
整整十二年,何家村农民如此“懒惰”地劳作着。而不经意间,何家稻米出名了,杭州人、宁波人开着小车,到农户家中买米。海拔400多米的小山村,三番五次迎来国际专家,成了“水稻生态工程”国际合作项目实验点。
懒人有懒福,谁说不是呢。
不打农药、少用化肥,何家村的懒人种稻法
“不打农药,行吗?”十二年前,江东考问自己,带着深深的疑惑。
1975年高中毕业后,他跟着父亲为生产队劳作时,就开始接触农药。虫子多了就打,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这是科技给农业发展带来的礼物,能让农民在稻虫灾害面前,变得强大起来,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稻米。而今,村民却要倒着走了。
何家村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走在村里,几乎见不着年轻人的面孔。曾当过三年村委会主任、三年村支部书记的江东考说,自上世纪80年代起,何家村的年轻人就陆续外出求学、打工或创业。如今在水稻田里忙碌的,都是50岁以上的“次级”劳动力。
很多村民的稻田就此撂荒,于是,留在村里的农民,每人需要耕种的稻田就越来越多。江东考从外出村民的手中,陆续接过了9亩田。尽管家中口粮有余,但看到这么多田地抛荒,他于心不忍,宁可劳累些,也要把田继续种下去。
少了年轻人的何家村,少了许多活力,也淡漠了对田地的热情。因为人手不够,外加农药价格飞涨,2000年开始,有些比较懒惰的庄稼汉,为省时省力省钱,就很少给播种下的水稻打药、施肥。谁知到了年底,收成竟然也没差多少。
这让种田能手江东考百思不得其解。“别人不打药,照样种出好产量,为什么我一定要打呢?”抱着不服输的心态,江东考开始尝试无药种田。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轻松多少。每天,他都会来到田头,仔细观察稻秧生长和害虫情况,也时常陷于打药或不打药的矛盾中。
渐渐地,他变得淡定起来。当气温升高,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害虫开始在田间活跃时,青蛙、蜘蛛、寄生蜂也会频繁出没,把害虫捕食掉一批。越是不打农药,夜间青蛙的叫声就越来越多,而稻秧也能相对安然地生长、抽穗。
那年,他家的水稻喜获丰收。而不打农药、少用化肥的懒人种稻法,开始在何家村流行起来。
巧合的是,那几年,浙江水稻病虫灾害相对较轻,而抗病耐虫、品质优良的杂交水稻“中浙优1号”,正在浙江田野大面积推广。何家无药种稻的自发性实验,就此延续了下去。当然,这其中必定有波折、有故事。
因为打药,老农技员反而坏了自己的稻田
在村里走访时,三个村民说了同一个笑话:某某某,自己是农技员。2005年,水稻害虫大爆发,他说:“不打农药肯定完蛋。”于是,他忍不住就打农药了。结果,我们的水稻产量还可以,他家的比往年减收一半。
笑话的主人公何金钊,此刻正在田头插秧。早上来到田间时,他先卷起裤管,拾起田螺来。谁知,一亩多田拣了20多斤田螺,一家三口人要吃上好久了。“你看,都是田螺,这是不打农药的结果。”
说起2005年的笑话,何金钊觉得有些冤。在农技站当了一辈子农技员,29年奔波在田头,指导彭赖片农民播种、打药、施肥,何金钊总觉得自己是懂水稻的。但没想到,他反而成了何家村民的笑料。
那年,从越南飞来的稻飞虱,在何家村的梯田里肆虐生长、繁殖。何金钊刚从农技员岗位退下来,回到何家村种田。凭着多年的农技工作经验,何金钊觉得必须用药了。谁知村民都无动于衷,他只好带头试验。
“打完农药后,我又施了肥。害虫有趋光性、趋嫩性、群聚性,等药性过后,它们就立即从别的田里飞了过来……”有了这次的惨痛经历后,何金钊再也不用药了,“如果大家都不用,我也不能用;如果大家都用,我不用也不行。”
不过,何金钊觉得自己总有高人之处,那就是在施肥上。“其实,施肥很有讲究。施肥过多,苗太嫩太壮,病虫害就会更多。少施肥、不施肥,稻叶老一些,害虫啃不动,吃得就少。”他说,凡事都有两面性,种稻也一样。
这些年,何家稻米的名气越来越大,不打农药、少施化肥,逐渐由懒人的“发明”,变成了村民的共识。“为了何家稻米的名声,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下去。遇到害虫爆发年时,产量或许会受到影响,但毕竟这是件好事。”何金钊说。
顺应自然,把握规律,是山里人的古老智慧
“何家村,东临郭岙山,南接杨梅林,西靠笔架山,北向祝家村,三面环山,地势高,坐西南、朝东北,冬暖夏凉秋冷,山山有高树,沟沟有凉水,自然环境好,不用洒农药。”
2011年12月某天,面对着香广伦、茉莉、葛杰夫等三位国际专家,89岁的何家村老人何世民,唱诗般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在老人眼中,何家村能做到十余年不打农药种水稻,多半靠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小气候。
人应该去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老人的理解。
何家村有300多亩梯田,如画般盘绕在苍翠的山谷中。谁都说不清,村里有多少年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梯田是先祖迁居于此后,辛勤开垦留下的。何家村的后代,靠着这些梯田,在海拔400余米的山谷里繁衍生息着。
何世明年轻时也是种田能手。那时,庄稼汉总是凭经验种田,用心感知自然界的变化。山高温度低,有一年,水稻抽穗时恰遇强台风和低温天气。当大队长的何世明,发动大家把席子等拿出来,围在田埂上,由此让稻秧免遭一劫。
而今,人们过度依赖于科技,反而淡忘了祖宗的古老智慧。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除草剂,就没法种稻种菜。这种理念,在奔向农业现代化的平原地区,已是深入人心。
十二年后的江东考,已变得非常自信、从容。“这其中的大道理,我说不出来。别人也许不能,但我肯定能把水稻种好。害虫再多,我也不担心。”江东考说,有害虫就有天敌,万物相生相克,而他要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把握规律。
江东考还把无药种稻的学问,用到了种菜上。当他发现菜叶上害虫的虫卵多起来时,就会挑来草木灰,均匀地洒在菜叶和菜地上。用草木灰防治蚜虫,杀虫效果在90%以上,这是科学字面的解释。
无药稻米是潮流,回归生态种植终有时
跟着国际专家走进何家村的,还有三门县最有名的种粮大户邵全勇。在三门六敖平原,他掌管着1000多亩水稻田。善于用药施肥,不断创高产新记录,是这个种粮大户为同行称道的优点。不过,他却很羡慕何家村的农民。
如今,何家水稻的平均亩产量基本稳定在450公斤左右,因为无农药残留,很受市场青睐。2011年,在没有精心包装和强力营销的情况下,何家稻谷售价5.6元/公斤,稻米售价9元/公斤,亩产值达2520元。加上不用农药、少施化肥,每亩还可节约工本费200多元,亩净收入达2000元。
而邵全勇每亩稻田的净收入,大约只有七八百元,完全靠产量和规模取胜。赫赫有名的种粮大户,居然比不上何家村的普通农民,邵全勇很郁闷,但却不敢轻易尝试。
据了解,在三门县农业局的推动下,2006年何家村正式成立了何家水稻种植合作社,由此正式启动了有意识的生态稻米种植实验。目前,三门镇的水稻生态控害示范面积,已从何家村核心区的300亩,扩大到周边20个村408户的3000亩,再延伸到周边山区乡镇共计5000亩。
“生态种植好是好,可我真的不敢尝试。”邵全勇说,何家村在山区,有自己的小环境,生物多样性高。稻田对村民而言,丰收歉收都是一年,不会严重影响生活。而他的千亩粮田,今年若失守,就不会有来年。
不过,浙江大学昆虫研究所教授祝增荣,却对邵全勇寄予厚望。他希望何家村的无药稻米实验,能逐步向平原地区推开,让生态农业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些。
于是,祝教授联合三门县农业局,在六敖平原选了几块试验田,用科研经费购买生态防治设备,陆续安装在试验田周围。这几日,祝教授从我国南方购来的香根草,已陆续分发到何家村和六敖平原的试验田。香根草对病虫害有极强的抵抗力,其根内所含的挥发性芳香油,还能诱杀水稻螟虫,驱赶鼠类及其他有害动物。
一场由专家主导的生态稻米种植实验,就此在浙江东部的三门县拉开了序幕。
“三门县何家村多年不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水稻病虫害也不成灾,有一户打了药反而引起褐飞虱吃倒水稻。”起初,这只是个“传说”。
而今,这是一个从“传说”到“假说”、经过“验证过的假说”,到现在成为可操作可推广的“技术”过程。有幸的是,我见证且参与了这个过程。
缘起:找到理想样本
2009年8月,我和前辈昆虫学家程家安教授、省农业厅植保站蒋学辉研究员,在三门县农业局的邀请下,实地考察、调查了何家村稻丛中的害虫稻飞虱和天敌蜘蛛、瓢虫等等,初步印象是飞虱少之又少,天敌数量甚多。再观察周边生境,田埂斜坡面长且均覆盖植被,山坡更是植被丰富。了解到本地农户对农药负作用的认识远比其正作用强烈,我有些惊奇,这与其它地方的农民、农药销售人员的认识不同。我想,这与何家村农民学历普遍较高有一定关系。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里是一个可在小流域范围内进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生态控制害虫的理想实践基地,对于生态工程治理水稻有害生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马上设计了实验方案和农户调查问卷并执行,根据几年来调查的稻飞虱和天敌的数据,采用种群生态学分析方法,确认蜘蛛类等捕食性天敌密度始终处于较高是稻飞虱低密度的主要因素;社会学调查结果的分析也表明何家村农户的生态学知识高于周边农户。
这些结果曾在学术会议上引起部分同行的质疑。如:“何家村稻田不在迁飞性害虫的迁飞带上,可能迁入量很少”、“只是一个村几百亩田,没有代表性”,等等,总之怀疑和不相信的居多。2010年,我们专门设计了不同海拔梯度的三个村庄,即在海拔300米何家村、山下的亭旁镇狮岭村以及海边围垦田的六敖平原,各设立了6至10块均不用药的系统观察圃,定时田间调查稻飞虱和天敌密度,出动了15人进行大规模调查,早出晚归,还用上了盘拍、扫网、黄盘、机动吸虫取样器等“十八般兵器”。
经鉴定,发现山上何家村在7月份稻飞虱迁入时期的密度比山下狮岭和海边六敖的都高,但接下来的两个世代后,何家村的稻飞虱密度显著低于狮岭和六敖,再详细分析发现蜘蛛密度最高的何家村稻飞虱种群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增长力最低,而六敖的正相反,后期褐飞虱密度最高,发现“何家村不仅处于稻飞虱的迁飞带上,而且迁入量最高。它的稻飞虱不成灾,是因为蜘蛛密度控制了稻飞虱的种群增长”。结果让我甚是兴奋。
应用:逐步向外推广
我们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偶然。浙江省农科院吕仲贤与金华市植保站陈桂华两位研究员也在婺城区寺平等地进行系列实验。和何家村一样,寺平样本也证明:一般情况下只要采用“生态工程”技术,比如细心规划农田、配置适当的植被和蜜源植物,给天敌安好家,同时查看稻飞虱和天敌密度,再决定是否要用药,不达标就坚决不用药,按需谨慎地使用合适的农药,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有害生物,水稻产量也能稳产高产,生产的“生态稻米”的总收益则显著增加。
从更广义角度,我可以更大胆判断:与热带稻田有着丰富的节肢动物物种多样性一样,在亚热带的单季稻,也是可以通过减少农药使用甚至不用农药、生态调控、助增天敌等手段把水稻害虫控制在对水稻不会造成产量损失的水平。
在今年5月于三门召开的“国际水稻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以“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生态工程”作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的水稻有害生物治理的生态工程的行动口号。我们正在并且将继续以实际事例证明在亚热带稻飞虱迁入地区,稻田生态系统的自然控制作用也是可以控制住稻飞虱等重大害虫的暴发为害的。
这就是我们力推“生态工程治虫,绿色植保要术”的理论基础和信心保证。要是没有一系列的田间试验,我哪敢把“生态工程治虫”从三门讲到杭州、讲到南京、北京,向农业部关键部门进言?讲到越南、泰国、澳洲、丹麦?胆敢向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建议用何家稻田照片做封面?
现在同行们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是:何家村样本在平原地区能否复制?这个生态控制能走多远?
在三门县,何家村的成功样本正向半山区和平原地区扩散,生态工程治虫的知识和操作技术以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到农户手中,今年将扩大到5000亩稻田。1万株可以诱杀水稻螟虫的香根草正安排种植在粮食功能区和示范区的机耕路两侧,蜜源植物业已安排种植;测报观察圃确定开查,科技密集投入正在进行之中。
浙江省植物保护局还启动了20多个绿色防控行动项目,分布在全省20多个粮食功能区或现代农业园区。
期盼:人虫和谐相处
何家村“先锋样本”验证了自然控制作用的重要性,证明了在亚热带地区稻田实施生态工程技术控制水稻有害生物的可行性和充分性,是提炼“生态工程治虫,绿色植保要术”技术要点的实证基础之一,也是一系列推广升级文宣的核心形象。
近年来,亚洲发展银行——国际水稻研究所(ADB-IRRI)项目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稻飞虱暴发造成的水稻损失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由此催生了“水稻生态工程”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在国外有菲律宾维萨亚斯大学、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等单位合作、国内有浙江农科院、植保局以及基层单位的紧密合作。将国内外从事水稻害虫生态工程技术的同仁们凝聚在一起,形成某种联合体,借“协同创新”思路,促进这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创造未来理想农田提供技术保障。
三年多不间断的研究,让我和我的团队对何家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和当地的许多农户成了好朋友。
去年去何家村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生态稻米”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我觉得还得有个合适的“大名”才行。在向当地农业局干部了解到基地所在地位于湫水山脉,其最高峰为皇嬉梁,海拔882.4米,也是三门县的最高山峰,就初议以“皇嬉梁”来命名,但博士生小乔认为用其谐音“皇喜粮”应该更好,意为“皇帝喜欢的粮食”——“皇喜粮”为品牌去申报注册商标,并且专门设计了图形,“皇喜粮——三门何家生态米”的口号由此诞生。
农药滥用问题危及多少人的生命?如今已到必须考虑、实践改变治虫方式的时候了!有识之士甚至高呼“是到断手指以保全身之时”。生态工程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用于水稻有害生物的治理,这一方法正在被实验区、辐射区的农户接受,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何家村,我描绘出心目中的“理想农田”状态:“花浪阵阵,蜂语蝶舞,天敌与害虫聚一堂;稻香清清,减药配肥,产量和效益共增长。”或许这副对联,能帮助我们在解决农药滥用问题上,找到些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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