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茶叶之路》摄制组来到张家口，从13日到17日进行了整整5天的拍摄。

　　走东口张家口的晋商，是茶叶之路的主力，南来的货物以茶为大宗，在张家口集散，并改由骆驼队运输，经张库大道到达库伦集散，再北上至当时中俄边境的买卖城，与一栅之隔的恰克图俄商展开贸易。

　　张家口在清代对蒙对俄贸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然而它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明代最初出现时，是建于宣德四年（1429）的张家口堡，隶属于九边重镇之一宣府镇辖内的一个小军堡，守护着万里长城的小境门。隆庆五年和议后，长城沿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先九边重镇严密防守的态势，变成为长城沿线前后所设多达11处的互市市场，初称马市，后有直接称茶马市者。互市开放后，明朝的北部边境获得了持久的和平。

　　首开互市的是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的长城关口。时属宣府的张家口是当年即开放的四个官市之一，三镇互市的交易总量，宣府*，至万历二年时，已经超过另二镇的总和，这反映了与蒙古部族贸易中东路线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到大同和山西两镇贸易的都各只有蒙古的一个部落，而到张家口贸易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较小的两个蒙古部落。形成这样的贸易局面或许有多重的原因，但张家口最接近明都城北京的地理位置，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提出希望得到读者注意的是，俺答请求互市及明蒙最终互市时，茶并不是最主要的南货，虽然最初俺答用以进贡的物品为马，官市中的北货也主要为马，但南货除明廷答贡时赐与俺答的茶叶外，茶叶并不是主要互市物品，因为当时蒙古部族有更为必需的生活用品——布和铁锅等。

　　1579年，隆庆和议两年后，俺答汗与西藏索南嘉措仰华寺会面一年后，应俺答之请，明朝始与之进行茶马贸易。最初是在西北的洮州进行，不久张家口也可进行茶叶贸易，马市从此变成了真正的茶马市，也正式拉开了茶叶之路的序幕。

　　女真初兴，势力南移，即在追剿蒙古林丹汗后，接替其位置继续与明朝在张家口展开互市贸易。改国号为清的三年后，即派员至张家口商议并开展互市。此后在清朝与明朝的战争中，后被称为八大皇商的八家山西商人，为清人提供物资、情报乃至军火，清朝入关后，八家商人获得皇商身份，垄断了张家口对蒙古草原的贸易。八大皇商日久势衰，其他商家亦可缴税申领信票，前往蒙古部族地区贸易。

　　张家口是清代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承担着周边地区商业网络中心的角色，南来北往的货物在张家口本地的销售量亦是非常巨大，设在张家口堡等处的数以百千计的商号店铺茶楼反映了这一状况。很多商号更是把总号设在了张家口，以便于经营和管理。

　　而作为塞外草原与中原腹地接界的前沿之地，清政府在张家口、独石口和多伦诺尔设立三个理事厅，合称为“口北三厅”，专门办理“与蒙古交涉之事”，使得张家口与蒙古部族地区的贸易得以进一步发展。张家口在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清政府对内地商人对蒙俄贸易的管理中窥见一斑。商人必须持以贸易的信票，最初是由设在北京的理藩院签发，故又称部票。随着贸易量的扩大，雍正二年（1724），信票的发放，从理藩院下放到张家口城掌关防官章京衙门（后改为驻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衙门）签发和管理。

　　张家口在对蒙俄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因为对俄国的外交与外贸而获得更大的提升与巩固。清朝初年，迅速扩张的沙皇俄国，开始与中国有了边境接壤的关系，开始有了外交接触以及边境冲突。1654年起，沙皇开始向中国派遣信使寻求建立联系。《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贸易关系，俄方很快就开始向北京派遣官营商队，而至北京从事官方贸易的指定道路则为恰克图—买卖城—库伦—伊罗河—张家口—北京。康熙中叶，张家口开始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中转站，1727年《恰克图条约》开恰克图为边境贸易口岸进行民间贸易，从此，从张家口中转的对蒙贸易路线，从库伦延伸到了买卖城和恰克图。

　　乾隆年间俄国官商队入京贸易停止，中俄贸易统归于恰克图一地。张家口—库伦商道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