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反复出现农产品卖难现象，大蒜滞销、土豆烂在地里、香蕉用来喂猪，农民损失惨重，也让许多关心农民利益的人为之焦急。媒体奔走呼号、政府组织对接促销、专家学者献计献策。政府的努力、网友的热心、超市的对接固然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不可能解决未来的完全同样的问题……

　　农产品卖难 下一个轮到谁滞销?

　　在内蒙古土豆遭遇滞销时，潍坊不少经销商加大了采购力度，内蒙古土豆在寿光已经大批量上市，这是潍坊的热心之举。此前，内蒙古的土豆已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寿光上市之前，北京等地的超市内，内蒙古土豆的销售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于是，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上从国家农业部、商务部，下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各盟市旗县有关部门，都在加紧协调内蒙古土豆滞销问题，最终结果出来了，马铃薯销售压力明显减轻。

　　不知道国家的农业部和商务部的具体举措到底是什么，达到这样皆大欢喜的结果的确令农民心里的稍微踏实了些，反正到头来都是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亏的少一点是一点。也就是说，今年内蒙古土豆滞销了，全国各地帮着卖，明年潍坊的苹果滞销了，肯定也会有人帮卖，大家不要怕滞销。种的土豆滞销了，农民很伤心。中国有句俗话，不撞南墙不回头，今年内蒙古种土豆的农民们狠狠的撞了一下南墙，大家可能早就猜到了，明年土豆肯定不会滞销了。

　　去年土豆卖的很火，今年大家跟风，结果赔大了。明年此刻，也许还有人会感慨“想到去年卖土豆的情景就很痛心啊”。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下一个滞销的又轮到谁了?

　　这种情况早就有人预料到了。现在有个很火的名词叫“农超对接”，今年4月，潍坊就进行了这么一次农超对接，这是一个公共农产品流通信息平台，通过商家和生产者信息互通，来对生产者的农产品种植进行市场潜力的指导，虽然这个指导是有限的，但对于调整农民盲目的种植结构来说，足矣。

　　农超对接时，商家*的感慨就是，“现在农民简直是不知道该种什么!”

　　当然，今年潍坊大姜的贱卖，相信比内蒙古土豆的遭遇好不了多少，潍坊在今年刚刚展开农超对接活动，对接的效果，要看农产品明年的市场实际情况。现在大家应该关心的，不是农民“怕不怕”滞销，而是“会不会”滞销。

　　说实话，全国各地对内蒙古土豆的帮忙采购销售，只能说是一种“救火”行为。起火了，大家一起救，又起火了，大家再接再厉……救火者是义务消防员吗?还是救火的人有发扬不完的风格?说到底，要想解决根本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总之，在下次起火前，还是先找出起火原因吧。(郭芒)

　　微博救不了农产品滞销

　　前些天有消息惊报，今年内蒙古土豆大丰收，却遭遇销售难。全国人民以为是个例，农民兄弟多不容易呀，一时间纷纷伸手援手，不多时已经大解燃眉之急。

　　没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山东生姜卖难，延安苹果卖难，安徽怀远县石榴卖难，南阳50多万斤寿桃滞销，西峡柿子卖不动云集微博……原来不止土豆卖难啊!

　　细心者发现，原来，我国农产品丰产不丰收，增产就卖难是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年年出现，只是品种轮回。少了就贵，贵了就多，多了就贱，贱了就少，少了就贵……反复出现，几乎没有正好过。从绿豆大蒜到猪肉土豆，从北方的苹果到南方的香蕉都是如此。

　　去年土豆价格大幅上升，吸引农民扩大土豆种植面积，今年土豆大丰收之后，出现滞销。农业部门数据显示，今年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种植面积1140多万亩，比上年增加100万亩以上，平均单产又同比提高了15%，预计鲜薯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实在是个大丰产，但就是不增收，甚至减收。

　　上述现象只是源自一个简单的原因，农村与农民由于分散，属于信息和实力上的弱势群体，总是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并且没有市场定价权。去年土豆价格为年均价格的一倍，而今年价格为年均价格的50%左右，农民自然成为牺牲品。

　　政府的努力、网友的热心、超市的对接固然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不可能解决未来的完全同样的问题，因为上述举措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小农经济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更无力扭转农业在市场层级中的弱势地位。

　　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将小农经济整合成市场化的企业经济、产业经济。说白了就是不再一家一户，要将规模做大，以较大的规模在市场上竞争和说话。这，需要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

　　越是落后、越是分散、越是有问题，就越是机会!最近，柳传志、朱新礼、王健林、宁高宁这些中国企业界顶尖大佬们纷纷进军新农业、现代农业，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巨大机会。

　　未来现代农业(新农业)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打通、全产业链掌控的产业化农业，是深加工的增值农业，是可信赖可追溯的品牌农业，是完全进入现代化市场的食品业，是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的工业，是工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才能振兴的新兴产业!

　　谁能做农业现代化变革领军人和领军企业呢，完全靠农民兄弟自己远远不够，农村经济需要外部的强大力量激活它、改变它，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柳传志、朱新礼、王健林、宁高宁、丁磊等这些具有强大实力、掌握先进企业经营方法、能够打通产业链的经营先锋们身上，当然，还包括农业产业化企业、传统的区域的老字号企业、龙头出口食品企业。

　　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在酝酿着一场产业革命，这必将是改革开放之后又一轮全新变革的浪潮和更大的财富浪潮。有政府的支持，有农民和农村经济强烈的需求，有眼光独具的一大批企业家，我有理由期待!(娄向鹏)

　　观点：农产品卖难的解决之道

　　近年来，国内农产品卖难现象反复出现，大蒜滞销、土豆烂在地里、香蕉用来喂猪等等，不但农民损失惨重，也让许多关心农民的人焦急万分。媒体奔走呼号、政府组织对接促销、专家学者纷纷献计献策。

　　当前农产品销售难的主要成因在于前期农产品价格偏高，刺激滞销了供应产能的过快扩张。当供大于求的局面形成后，销路不畅，收购价不敌采摘花费的人工成本，农作物卖不出去，只好烂在地里。因此，农产品卖难的症结在于，价格的大起大落扰乱了供需平衡。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指导供需变化的红绿灯，但控制按钮却是由千千万万不同地方、不同背景、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掌控的，价格波动在所难免。若采用行政定价的方式，虽然价格相对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指导市场的意义。即价高并不意味着供不应求，也可能是有价无市，价低亦然。若放任不管，农产品卖难现象就会一再出现。管还是不管，还真是两难。

　　看似两难的问题，其实并非无解决之道。若将视野扩展开来，跳出局限，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由于农产品种植成本确定后，需要经过种植周期，最终销售价格会延时确定。这段时间里，价格的变化无法预测，因此存在销售价走低的风险。在中国，大多数农户的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同时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大，农产品价格下跌风险多停留在农户层面，这显然超过了其可承受水平。

　　推广由大型超市集团委托种植的模式，让农民可以预先知道最终销售价格，再决定是否种植，从而将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到流通环节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对策。一方面，流通企业比农户更接近终端消费者，能更加敏锐把握市场价格走势;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消费量存在需求刚性，某些品种的消费量一旦减少，另一些品种的消费量将出现上升。流通企业可以利用这一规律，在多样化经营的背景下，利用畅销品种的溢价收益，对冲滞销品种产生的亏损，从而化解风险。这样既使农民的劳动收入得到了保障，同时也使处于三次产业、稳定性高、利润率低的流通行业，在适度放大风险的同时，获得分享上游产业超额收益的机会。当然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户，也可选择不与流通企业建立委托种植关系，但应学会将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的收益，部分留存下来，作为农产品不景气时的风险拨备。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展农产品价格保险的方式，将价格下跌的风险由金融领域承担。农户在拿不准未来价格走势的情况下，可以靠支付少量保费锁定损失。一旦收获时价格上涨，增量收益可以冲抵保费支出;如果价格下跌，则由保险公司弥补亏损部分。而保险企业在同时开展多种农产品价格保险的前提下，也可以利用无须理赔品种的收益，对冲价格下跌品种的理赔支出，从而也使风险得以化解。

　　事实上，如果能够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收益关系，从远离终端市场的农村剥离出来，使农民获得与职工类似的稳定收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的产业链条中，农民只对种植品质负责，承担气候、病虫害等农业风险，而商业风险则交由更加专业的机构管理，或许能够在全球经济动荡加剧，市场价格不稳定背景下，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易宁)

　　提醒：警惕“政府万能”情结

　　每到丰收季节，白菜变成垃圾，土豆堆在地里的新闻就不绝于耳;不过，市场供应充足的信息，却丝毫不会惠及最终消费者，市场链条的短路，使买卖双方丧失了双赢的机会。

　　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政府总会站出来，改变市场不正常状态似乎就在须弥之间。

　　发改委曾经召开白酒价格座谈会，要求行业协会及茅台等骨干企业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不能再出现涨价现象，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政府宏观部门上述针对白酒企业的要求在情理上也不过分，主管部门担心白酒市场出现涨价的连锁反应;更大的背景是CPI指数高位运行、通胀压力之下，实在难容某个行业商品的集体飙涨。

　　包括茅台在内的白酒生产企业会不会听政府的话?或者说，企业到底是看市场的脸色，还是将被行政力量所压服?政府方面的说辞当然很重要，问题是，并非国家战略性物资，也非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高档白酒，既不存在垄断经营，也不存在恶性竞争，政府何必出手干预?茅台酒之涨价，符合市场运行规律，资源的稀缺性早已决定了其远离普通百姓餐桌的必然。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发改委原本可以“约谈”烟草专卖局，问问高价烟的问题;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质询石油巨头们，为什么国内油品价格涨得快降得慢?

　　其实，发改委几次“约谈”白酒生产企业的结果是：不仅没有正面效果，反而铸就了政府干预市场之实。必须指出，政府宏观部门对个别商品价格的干预有违市场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政府各个宏观部门纵横于市场早已成为常态。

　　从上到下的体制改革，既造就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同样也造就了一种强势政府。在各个地方，强势政府往往就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代名词，更是社会繁荣的火车头。然而，过于强大的政府深度介入经济领域，在直接主导资源分配之后，就必然有日前公布的全国“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政府投资的国有公司耗资3000万元赞助明星婚礼，也就是政府官员利用名人效拉抬城市美誉度的所谓政绩观念。

　　凡此种种，都是政府无所不能的体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在其微博中提醒说，“政府必要的调控不可具体化为对微观主体的直接控制。”正如斯密《国富论》所言：如政府掌权人认为他能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各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社会的各个成员，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社会必然处高度混乱中。

　　由此必须警惕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绝不能陷入政府万能的幻觉之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