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种子安全是农业安全的根本’、‘洋种子的长驱直入会造成我国未来农作物受制于国外种业巨头的被动局面’等声音引人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表示，现代农业对种子提出更高要求，对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挑战，提升我国种业核心竞争力已经迫在眉睫。

　　刘昕给记者举例，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我国仅为43%，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我国玉米亩产只有390公斤，与美国差距近300公斤，且孟山都、先锋等公司正借助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到2030年实现将玉米单产突破800公斤大关的目标。“国际大型种业公司从研发育种、生产、营销、后期维护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周期循环系统，世界种业竞争已从由品种、市场争夺演变为种质资源、生物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竞争。”刘昕说。

　　如何实现我国成为种业强国的目标？刘昕认为，当下迫切需要打破现行的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的育种科研体系，构建由政府引导，由科研院所、高校、种子企业构成的资源集中、分工科学的商业化育种技术合作联盟。

　　“应建立商业化的育种科研平台。”刘昕说，我国种企数量多，规模小，科技创新能力实力不足，研发能力弱，竞争力不强，单个企业无力承担持续高强度的分子育种技术开发与投入，相当多公司还处在依靠代繁和贴牌生产求生存的尴尬境地。而与此同时，我国从事农业基础研究和传统育种科研队伍十分庞大，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人数超过20万人，但由于科研体制机制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育种者单打独斗，育成了怕被偷，繁育推广路子窄，育成的优良品种也占据不了市场，时间一久就被淘汰。”在刘昕看来，改变现有的育种导向机制与研发模式，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商业化育种科技创新组织体系，是我国种业应对挑战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选择。